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

T：纪录片只能表现一定时间段的事件，而且只能表现表面的事物，你认为呢？

J：这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如果一个人类学纪录片导演没有对一个地方进行长期的调查，可能会被认为拍出来的东西是不深刻的，所以还是要靠语言，通过被访者的话语、说话的表情、身体的姿势、说话的环境来洞察一些内在的东西，所以不能说纪录片就是表面的。可是有的时候，被访者回答访问者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因为环境限制，被访者可能会含糊其辞。

T：你刚刚提到“中国独立的纪录片导演”，这里所谓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J：“独立”指的是没有通过政府的审查。他们的影片通常是在国外、在电影节播放，在电视上一般是看不到的，不能公映。他们觉得如果要通过审查就必须改变原来想做的版本。

T：你打算怎么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做研究呢？

J：我会和这些导演讨论影片创作的过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观察，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感受，看看你可以从这个片子中学到什么。第二就是参加，我自己也是拍纪录片的，而且是拍人类学纪录片的，我自己就参与了这个过程。

T：你所做的实际上就是非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既有观察也有参与。当今人类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像美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您的作品也属于影视人类学的范畴，影视人类学作品比起人类学著作更直观，人们更易接受，像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就拥有数量惊人的观众。你当初选择拍摄人类学纪录片是否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J：你说得对，这一方面与我爱好拍摄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出于这种考虑。如果你写一篇文章，可能只有200个人会看，如果你拍一个纪录片，一个晚上就有200个人看。这其中的差别不言而喻，人类学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考虑采用多元的研究方式和表现形式。当然，我也不是只拍纪录片，我还是要写论文，把自己的实践调查变成文字。

说到中国独立纪录片，我很喜欢一部叫做《天降》的片子，是在湖南拍摄的，影片说的是在湖南的一个小地方——绥宁县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几十年来当地人民的生活一直不平静，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火箭残骸落到自己头上，这个地方的人很没有安全感。当地最优秀的一个女孩就是被这个残骸给砸死了。

T：这其中就有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意味。

J：还有一部记录片也特别有意思，叫做《北京的风很大》。它就是通过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来折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导演在街上随机地问路人这个问题，可是大家往往不会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他们会由北京的风聊到别的东西——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有跟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

T：由一个这么小的话题可以引发这么多内容真让人想不到。记录片似乎常常采用这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那在哪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呢？

J：在宋庄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宋庄有一个支持纪录片拍摄的基金会，有自己的影展、电影节，今年5月刚刚举办过一场，10月还有一场。独立纪录片的爱好者可以在那边看电影。

T：那你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吗？

J：非常喜欢，尤其是他早期的电影，《站台》、《任逍遥》等。《站台》是他第一次使用数码技术，拍得很漂亮。他是一个很多元的导演，他广泛地借鉴其它国家的电影技巧，像台湾、法国、德国等，因此很成功。

T：你看过赫兹菲尔德教授的人类学纪录片Monti Moments: Men's Memories in the Heart of Romes和里科的《跑吧，中国》吗？你和他们拍摄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J：我看过Monti Moments: Men's Memories in the Heart of Romes，很遗憾没有看《跑吧，中国》，可是我知道他拍摄的方式是在街上随机地采访路人。我觉得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很少用采访这种形式来拍纪录片，我更喜欢安静地拍摄人们真实生活的情景，尽量不去打断他们，让生活自己说话。

T：《北方的那努克》被称为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可有人指出这部影片有明显造作的痕迹，比如因为室内光线不够好，弗拉哈迪就让他们将冰屋的屋顶截去，让那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里表演起床的场景；他们本早已习惯使用猎枪，却为了弗拉哈迪的所谓表现他们生活的原生态的要求，重新拾起父辈甚至是祖辈的捕猎手段。您怎么看待这些戏剧性的表演？

J：那只能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处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我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刻意要别人怎么样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表现，我就是拍摄他们最本真的生活场景。

T：我特别喜欢你的《拆·迁》，你是拍摄了许多画面再剪辑的吗？

J：不是，我只在工地呆了3天，真正拍摄的时间只有21个小时。在我刚开始拍东西的时候，因为特别兴奋就拍很多，那样其实很难抓住重点。后来拍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几个星期就可以拍到足够的素材，我每天拍8、9个小时，可是我已经拍到了我需要的，没有必要拍很多。

T：你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屡次获奖，你可以介绍下它们获奖的情况并谈谈你获奖的原因吗？

J：我2006年拍摄的《松花》在希腊一个电影节上获奖，后来又在波兰和美国的电影节获奖。《拆·迁》在巴黎的电影节上获奖。至于获奖的原因，评委说是因为我展示的不是中国的黑暗，没有拍他们在很辛苦地工作，在黯然神伤，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生活中有情趣的一面，他们玩耍的情形，像《拆·迁》里玩极限运动的男孩子们，他们还会说很流利的英语。当然，这不是说我展现的都是那些光明的东西，我也有在影片中比较含蓄地揭露一些东西、呼吁一些改变。我也没有必要激烈地批判些什么，我是美国人，可我有强烈的平等意识。

T：最后，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你对人类学、纪录片的看法很有创造性，让我深受启发，相信对中国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人也是如此。祝你在中国学习、研究愉快！

J：谢谢你！我也希望中国人类学可以走向世界，走向开放和多元！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