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马克思与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期方面的依据和对相互连续的时期的解释，是跟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参看发展阶段条目），从而给传统的历史分期引进了一个崭新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说古代世界而宁可说古代社会，这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咬文嚼字的表现。其经典论述见诸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马克思关于历史时代的分期表也许已经“被他的最忠诚的继承者们所一再修订”（见“参考书目”⑨，第19页），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种简单而“庸俗”的说法事实上简直被奉为圣典。亚细亚社会被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前阶级时代所取代而不用了；“进步”这个词被用来说明一种直线发展的进化，说明各时代在编年上的承续；而“社会革命”则从字义上理解为一种制度被一个在旧制度内的被剥削阶级所推翻。不过马克思本人在1857年到1858年为准备写作《批判》及其续篇《资本论》而写的大量笔记，却削弱了这些主要观点的根基，这无论对于简单化的教条以及它的以后许多解释者和评注者来说，都是很不幸的。这部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作，是马克思为自我反思而写作的，而不是为了发表。它最初在莫斯科出版（1939—1941），但是，直到1952至1953年在柏林出版前，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马丁·尼古劳斯翻译的优秀的英译本（1973），然而，其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为标题的一个直接有关古代社会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页），从1964年起已经有了单行英文本。

　　在《大纲》的这一部分中人们了解到——虽然它是以高水平抽象和常常省略方式写作的——马克思区别了日尔曼的、古代的和斯拉夫的财产和生产方式，认为它们是源自于原始共产主义而又不同于亚细亚方式的另一种发展道路。奴隶制和农奴制“总是派生性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同上，第496页）。由此可见，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不是在一种直接演进中从历史上相互连接，特别是亚细亚社会并没有在其自身中产生自我毁灭的种子。

　　为什么在1859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最直接的继承者）看来抛弃了《大纲》的比较复杂的方案，而为后来成为圣典的那种比较简单的直线的演进开辟了道路？这点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尽管如此，还是不妨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那就是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兴趣是从属于他们对历史发展理论的关心，因此，对于他们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理解来说，是既不需要在那方面从事广泛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进行深奥细微的区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马克思自己并不探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动力，除非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或是解释“一种奴隶经济的真正的经济矛盾”，或者是解释“为什么在古代发展的是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或者是解释古代模式为什么和怎样地被封建制所代替（见“参考书目”⑨）。比较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不论是列宁、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也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原因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精力如果不是放在现代世界及其政治上，就是放在极其抽象和广泛的理论和哲学上，或者是两者兼顾之（如卢卡奇）。近年来也偶然有些例外情况，如辛德斯和赫斯特便在古代社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挣扎（见“参考书目”⑦）。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学家有待找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去填补马克思主义文献所留下的空白。回顾起来，在《大纲》后进行第一次充分研究的成果是威尔斯考夫在1957年发表的著作（见“参考书目”(11)）。她所作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题思想的最可靠的指南，况且她还有自己的分析。问题是再多再复杂不过的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在罗马帝国时期变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帝国在公元2世纪初幅员最大，它包括西亚、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整个北非，欧洲的大部分（包括英国但不包括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大概有175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和大约6000万人口。除了边缘的交叉地区，帝国的中心无疑牢牢地控制这片广袤的领土，或通过税收、进贡和战利品（在战争和征服时期）实行系统的剥削。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帝国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拼凑起来的镶嵌品。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移居各地，尽管各地新兴的显贵为罗马中央政府服务并要求罗马的公民权甚至参政地位，尽管在那些从来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城市的地方（特别是在北部边疆和西欧）建设了这样的城市，以及尽管进行了长距离的、广泛的物资交流，各社会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当时不存在一种向全帝国范围发展的附属国制度，如同现代帝国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那样。因为象那样一种发展在当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罗马统治阶级在他们征服和吞并的地区剥削各地的方式，并不要求干预或改变财产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人们试图规定出一种古代的或奴隶的生产方式（不论是把它们看作同一的或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显然已经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从对生产方式的强调转变为对社会形态的强调，后者被安德森定义为“在其中一种生产方式支配下组成的各生产方式的具体联合体”（见“参考书目”①，第22页）。这种转变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记录现实，再引用安德森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总体中可能包含的各种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现实。这样也就克服了一个难题，即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特别是在若干世纪内当奴隶在大陆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占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时，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在数量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时期和地方，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难题。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5世纪的古希腊，只不过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在那里，奴隶生产方式在象雅典这样一些城邦里占统治地位，但是它在其他许多城邦也许是多数城邦中则显然不占统治地位。例如，在实行农奴制的斯巴达，或者在大部分“落后”地区如塞萨利、埃托利亚或伊利里亚，以及处在边缘地带的马其顿，都是如此。因此，当时的希腊能从什么含意上被称为一种社会形态呢？

　　另外，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以后，一个入侵的希腊——马其顿统治阶级，在从埃及到巴克特里亚的新占领的东部领域中，建立了一种希腊式的城市文明，然而，处在底层的农民群众既无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自由，又不是作为动产的奴隶；而当时具有特色的政治结构则又是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城邦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往忽视了这个时期即如今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古希腊时期，但是，新近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研究说明，这部分远非最重要的东部地区应当被列为亚细亚的社会形态，而原先的希腊成分的地带则仍保持古代的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⑩）。还有，直到全部领土被并入罗马帝国之前，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整体”，而且还是一种薄弱的文化“整体”。在罗马帝国，只是从罗马统治阶级继续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直接从奴隶劳动中攫取财富（这有别于对各行省的剥削）这种微弱的意义上看，奴隶生产方式才占统治的地位。而且扼要地说，从公元第2世纪起，西班牙、高卢、北非或叙利亚提供了大多数的皇帝，使统治阶级具有区域上的繁杂性，因此认为这个阶级仍然停留在奴隶生产方式的剥削上，就越来越不真实了。

　　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那种缺乏一致的认识和情况不明的状况。认为土地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古代社会的必要条件，或者认为城邦制即公民共同体是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这些看法也许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但除此以外，大多数主要问题依然是有待继续争论的主题，明显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奴隶制的性质和作用（这在奴隶制条目中作了很好的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可以跟我们在理解上要好得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进行类比）。一种极端的做法是，把所有的难题搁置一边，保留那种过于简单的、直线式的观点，这种观点近来被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下一种偏执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定义的方式来详加辩护（见“参考书目”③）。

　　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应该完全抛弃古代这一范畴，因为它的效用并不高于“达·伽马时代开创以来的非洲”（见“参考书目”⑧，第41页）。

　　这两种极端大概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回避困难并不是解决困难。最严重的困难也许是出自于对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并终于取得统治地位这一辩证过程的探讨。危机一词一再被提起，然而，关于危机的明确特征甚至于它的时期，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在罗马帝国和从古代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这两个问题上（参看封建社会条目），困难变得尤其严重。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奴隶生产方式当时只在一定意义上占统治地位；其次，帝国的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发展是不同的，只是在西部封建制时期才最后取代了古代社会形态。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古代社会这种除教条外从来没有任何依据的观念了（见“参考书目”⑥中斯塔尔曼和海宁写的文章）。但是，东西两部的区别还需要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应当讲清楚被一道置于同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亚细亚形态和古代形态之间的区别，还应当讲清楚日耳曼的方式是如何引进到西方帝国西部来的（见“参考书目”①）。第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大多同意封建制度的分期要比过去想象的晚得多，即大约经历了6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因此，对于那种认为我们应当寻找 “一种后古代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建议（见“参考书目”⑤），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不过我们确实能够找到比“帝国——奴隶拥护者”更好的东西（见“参考书目”④）。总之，整个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对古代社会本身的叙述却有了基本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条目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参考书目 马克思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①佩·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制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
②L．卡波格曼西等：《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古代社会》，为葛兰西研究院编辑，1978年意大利文版。
③G.E.M.德·圣·克鲁瓦：《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英文版。
④F．法沃里：《马克思主义概念对古代社会理论的有效性——罗马帝国的模式》，1981年法文版。
⑤A．贾尔迪纳；《劳动和社会史——从古希腊时代到远古的对抗和联合》，1981年意大利文版。
⑥H．海宁编：《苏联研究工作中所反映的古代史》，1980年德文版。
⑦巴·欣德斯和保·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⑧同上作者：《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一种自身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⑨艾·霍布斯鲍姆：《介绍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1964年英文版。
⑩H．克雷西希：《古希腊的历史》，1982年德文版。
(11)E．C．威尔斯考夫：《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关系》，1957年德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