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早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1857年后，马克思的“亚思亚生产方式”理论正式被系统表述 。1938年,И.В.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此后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持这样一种意见：人类社会就整体而言，是按照5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发展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暂告一段落。

马克思与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问题》选摘 作者：李昆华

1857年后，马克思的“亚思亚生产方式”理论正式被系统表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详细探讨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详细考察三种原始所有制形式，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上述三种原始所有制都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资本主义产生于这几种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某种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考察完这几中原始所有制形成以后，接着考察了它们的解体过程。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虽然都是所有制的原始形式，自已经不是最原始的形式，而是或多或少改变了形式的原始形式，最原始的形式马克思当时尚未发现，所有制原始形式解体后，将依次产生出奴隶社会、农奴制社会。这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第三稿中得到了佐证。他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早在研究东方社会之前，马克思就形成了两个根本思想：一个是人类早期由公有制逐步过渡到私有制；第二个是越是在人类早期，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越强，后来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逐渐减弱，在《1857-1858年经济手稿》时代，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不但没有否定上述两个论点，反而将其深化。

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个人只有土地占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最强。

古典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地和私有地并存，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比较弱，并从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派生出奴隶社会。

日耳曼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土地，它是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公有土地表现为私有土地的补充，共同体十分松散，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弱，并且在历史上通过征服奴隶制的西罗马帝国从中直接发展出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因此，马克思就把“日耳曼的历史”、“日耳曼时代”等术语与封建社会等同，作为历史上第五个社会形态。

上述判断，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重新确认。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代，马克思虽尚未完全放弃亚细亚特殊论，但已不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不能放在西欧社会发展序列中的特殊社会形态。按马克思愿意。西欧很可能也以历过亚细亚时代。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仍然停留在猜想阶段，尚无实证材料作为佐证。
 
《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问题》全文见 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问题 马克思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条目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

　　尽管在19世纪对亚细亚社会的分析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和经验问题上考虑的中心，但是，“亚细亚社会”的性质，或者更加科学地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下简称AMP）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却表现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关于AMP的争论所引起的有关问题，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事物发展以外的思想，而且涉及到唯物主义地解释阶级社会、革命转变和世界历史的性质的问题。依据一种明显的二难推理，可以显示出“亚细亚社会”观念的争端。如果承认了亚细亚社会的社会经济特征，那么常用的那种符合目的论设想的有关历史变迁排列法（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能用不上了。不过，在承认AMP的合理性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还是把西方历史放在优越于东方历史的地位。这样，西方能动的、进步的特性便与静止的、倒退的东方形成了独特的对照，而且难以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跟“东方专制”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认为亚细亚社会是专制的、暴君式的、静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发展成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辩护，也就是说，外部干涉无论多么不幸，却是内部变革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1853年产生了对亚细亚社会分析的兴趣，这是他们在报纸上批判英国对外政策的结果。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受到了詹姆斯·穆勒（1821年发表的《英国印度史》），弗朗斯瓦·贝尔尼埃（1670年发表的《大莫卧儿帝国游记》）和理查·琼斯（1831年发表的《论财富分配和税利来源》）的影响。依据这些资料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缺乏私有财富，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是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的斗争和军事征服所引起的亚细亚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激进变革，这是因为土地所有权和农事活动的组织仍旧掌握在实质上的地主即国家手里。把农业和手工业合为一体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农业公社的连贯性，也决定了亚细亚社会的静止属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这些公社所依赖的灌溉系统需要有集中的行政机构去协调和发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可见，专制主义和静止状态，便通过国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宰作用和村庄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孤立状态得到解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们把对亚细亚社会的这种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扩充，形成了更复杂的AMP的观念。在《大纲》中，马克思注意到东方和西方的城市历史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封建社会里，政治上独立的城市，是作为容纳交换价值的生产的逐步增长的场所而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资产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在东方则有所不同，东方的城市是由国家人为地创造出来并一直从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它只不过是强加在社会结构之上的“王侯领地”。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自给自足的土地公有制，自给自足的农村是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统一的真正基础。

　　这样，AMP便被设想为一种从原则上说能够在亚洲之外产生的公共占有方式。类似这种把AMP作为公共占有形式的论述也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那里又一次指出亚洲农村的自给自足和把手工业与农业合为一体是东方专制和社会停滞不前的主要基础。《资本论》是从乡村生产的单一性来确定亚细亚稳定的本质特性：“亚细亚社会不变的秘密”。这些公社的剩余产品以国家税利的方式被征收，因此，地租和税收是一致的。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关于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特征——私有财产不足，国家对灌溉工程的控制，村庄的自给自足，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生产方式的单一性——都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这些多样化的特性的要点，就是把亚细亚社会的停滞状况放在跟西方发展相对的地位，从而在反面验证了那些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从东方学家的观点来看，亚细亚社会是一种过分发展的国家机构和不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典型，而欧洲则是一种正面的典型。在亚细亚社会，由于集权化的国家控制着文明社会，不存在那些跟资产阶级兴起紧密联系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协会组织和资产阶级法律。缺乏私有财产就排除了作为社会变革动因的社会阶级的发展。从村庄的角度看，所有的居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存在于一个“普遍奴隶身份”的国家中。可是要断定亚细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困难的。很清楚，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最初阶级关系形式的种姓等级制度却不能用于对中国、土耳其和波斯的分析。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含蕴了这么一个意思，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在结构，英国帝国主义虽然并非出于本意，却成为促进AMP瓦解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力量。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英国通过在大陆上创造了私有财产，通过破坏停滞的AMP，彻底变革了印度社会。铁路系统，出版自由，现代军队和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在印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结构。有人根据这些文章宣称，马克思关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论述会引导出这样的命题，帝国主义形态越扩张，就会带来越深刻的现代化结果（见“参考书目”①）。亚细亚的特征终将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一种辩护，尽管是隐蔽的。由于AMP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含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时常争论是否破除这一特殊概念。

　　AMP概念经历了破坏、恢复和重振的长期历史。马克思曾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AMP当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时代标志”，而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却没有论及它。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俄国革命斗争的争论，促使这一概念恢复其重要性。不同的政治策略，是跟把俄国社会的特征看作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亚细亚的不同概念相关联的。1853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国视为“半亚细亚”性质；在1877年发表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发挥了关于隔绝的俄国公社是东方专制基础的观念。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委员会、查苏里奇以及恩格斯的许多信件中，大略地叙述了他的有关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可能性的观点。问题在于俄国的公社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基础，或者说，它对政治发展是不是一种社会阻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过深地渗透资本主义关系的俄国农村公社，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基础的。另外，俄国革命必须跟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相配合。俄国作为“半亚细亚的”社会的问题，一直在有关革命策略的争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党人在俄国史上的乌托邦观点，认为公社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基础，抨击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建议是要复辟AMP和东方专政主义。历史分段直线的决定论跟多元论的对立是这些关于亚细亚社会争论点的依据。对于多元论的方法来说，承认AMP的合理性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非得承认一种机械的进化论的体系不可，即认为历史各阶段非得是依照必然规律来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出现。然而，在1931年列宁格勒会议上否定了用AMP的概念对亚细亚社会分析，此后，分段直线论的体系——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步占了优势。这一决定更由于斯大林坚持机械的分段直线论而得到确认。否认AMP就意味着亚洲社会势必要被纳入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范畴。

　　战后，维特福格尔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促进了对亚细亚社会的讨论。维特福格尔以经验为依据考察了水利的集中化管理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意义。维特福格尔在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一书中关于水利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受到维贝尔对中国历史所运用的“世袭官僚主义”这一概念的启发。维特福格尔认为AMP的概念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整体问题；他对社会形态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就是以考察水利工程的公有制为依据的，认为这种工程的目的在于实现把人群和自然联接起来的生产劳动的基本过程。第二，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统治阶级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作为一个官僚阶级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后来，维特福格尔在1957年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