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一中产，美好就失掉

生活一中产，美好就失掉         

　　 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工作者，通常把自己的工作方式称为“田野调查/工作(fieldwork)”，这个最初可能来自地质学或野外勘测，本意指诸如“野外考察”一类意思的词语，在学科内部(或民族学、民俗学这些相关学科里)几乎被赋予了奇异的魔力，只要想到“田野”这两个字，几乎就会浮现出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中所描绘的景象：“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
　　
　　 人类学家通常是一些热爱异文化、喜欢往深山老林里寻找失落“桃花源”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工业社会以来带给我们日益标准化的生活，让现代社会的人们离真正的散发泥土和野花清香的“田野”越来越远了。两位来自瑞典的民族学家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告诉我们在修炼中产阶级的道路上，我们是如何亦步亦趋地远离了曾经亲切的“田园生活”。
　　
　　 被取走的时间
　　
　　 “中产阶级”在中国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它被社会学家，尤其是热爱宪政与公民社会的社会学家从80年代以来从西方社会学词典中搬了过来，试图在中国同样“发现”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
　　
　　 “所谓中产阶级，几乎和‘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一样臭名昭著，因为他们都模糊不清。……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产阶级的发展既依赖旧精英——— 贵族，又与之对立。……另一方面也与农民阶层相对照……中产阶级对旧贵族的感情很复杂，既要疏远他们，又尊崇和模仿他们。”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的发展，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个主要生活于新兴城市的介于旧精英贵族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的新阶级中产阶级，没有贵族那么多特权，却比农民多一些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
　　
　　 相比按照自然节气，旱季/雨季、播种/收获、日出日落而生活的农民，“生日庆典、命名日、周年纪念都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农民们常常对资产阶级乐于庆祝生日感到奇怪”。19世纪末的瑞典，一个小学老师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所有孩子都被要求出钱来买礼物，很多家长认为“从未听说过比让孩子们凑钱给学校老师买礼物更愚蠢和疯狂的事情了，我们从未听过如此荒唐的事情”。关于生日庆典，数字的魔力被强调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某个岁数恰好是机械时间单位中的整数，那就被认为是一个欢庆的时机”，这样的庆典是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时间观的一部分。和传统农民社会更为闲适的时间观相比，“当公务员、部门负责人、大学教授从兜里掏出记事簿时，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其实已经被它控制了”，“这种时间被分割成一串串的小时、天和星期，一团团被填充的笔记和约会”。在中产阶级的现代道路上，人们被社会进程慢慢规训，把时间从我们身边取走。
　　
　　 寻找自然
　　
　　 当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时，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两点一线”的“工作—回家”路线时，我们偶尔也会想到暂时离开水泥森林的都市生活，回归一下真正的自然与荒野。罗兰·巴特指出，对群山的热爱刚好契合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攀登险峰和跋涉荒野大新兴趣，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对禁欲主义、成就感和个性的雄性崇拜”。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并不乏田野和自然，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小桥流水”的自然环境当中。然而，这种常态的自然景观自19世纪以来，随着“测量员、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开始主宰新的工业景观，开拓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原本自然的农业景观因理性开发而被几何图样般地重新配置”。于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新距离被创造出来了。城市生活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价，迫使我们需要跋涉越来越远的距离来寻找可亲可近的“自然”。
　　
　　 这种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渴望，同时又不弃自然体验的矛盾追求，一同构成了今天“浪漫主义”观念的源头。“这种对自然的浪漫态度折射出新兴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对个性的新观念，对乌托邦式的过去和未遭工业的自然王国怀旧式的追求。”“艺术家和作家们成为新式旅游的先锋”，当然广义来说，还有人类学家。然而这只对于被现代生活束缚的人们才称其为一种“新兴”体验，对于通过翻山越岭获得“将整个世界踩在脚下”的控制感、常居自然生活的人们对此表示不解：“登山旅行其实是花钱买苦吃，也难怪山里农民老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群人，他们既花时间又花钱，但又貌似在做没有任何目的的工作，这群人甚至自称它为消闲！”
　　
　　 诚然，中产阶级是可怜的，通过对都市“现代”生活的追求，人们使自己从“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这种对自然的观念呈现出文化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憎恶‘自然方式’，但另一方面，又渴望和迷恋‘自然生活’”，这给了中产阶级一个梦想的乌托邦，使他们一遍又一遍做着这种“既花时间又花钱，但又貌似在做没有任何目的”的“消闲”，从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
　　
　　 严格控制的社会秩序
　　
　　 春季将至，医院里排满了因形形色色原因而过敏的孩子，不但有各种花粉、香料、海产，还有各种奇特的无法想象的过敏原如牛奶、草莓，甚至米饭！年长的人们开始回想着自己不那么“干净”的童年，和不那么“中产阶级”的时代。
　　
　　 “对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文化来说，擦、扫、洗都是日常仪式的一部分，但19世纪前半叶的农妇却毫无兴趣对灰尘主动开战。首先，她缺乏动机。灰尘到处都是，牲畜和人身上都有，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未被看做任何威胁。”灰尘不仅不是生活中碍眼的不和谐，反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仅对生活中的灰尘不以为然，传统社会的人们对今天我们格外强调的“身体”清洁，也显得不那么在意。传统时代没有“舒肤佳”，也没有显微镜告诉我们“中产阶级”的手上不该留有太多细菌。“污垢甚至被看作经济的，脏兮兮是好事。不洗澡代表你不会轻易感到冷；污垢和分泌物为身体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农夫相信污垢孕育着生命：‘农夫的手应该脏到下颗种子都能长出来’”。这位农夫应该不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会对任何物品过敏吧。
　　
　　 是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取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和“自然”后，还把我们塞到了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秩序之中。“一个人试图对自己的感觉、身体施加越严格的控制，表明他被社会夹得越紧。如果他感到自己处在封闭的、正式的情境中，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是被限制、暴露、受到威胁的，他就越给予清楚界定自己的边界。……众所周知的常用办法就是保持个人的清洁。”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将“清洁”定义为区别与落后的一项指标后，“工人阶级为了尊严和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就离不开肥皂和水的帮助。他们知道，只有靠有秩序、有纪律和无可挑剔的干净，他们才能成为中产阶级。”
　　
　　 人类学向来是被当做与(过快的)现代化与(机械的)现代社会唱反调的典型，尤其遭到企业家和技术官僚，或许还有某些追求社会“进步”的工程师的指责。然而，当我们向着写着“美好生活”的中产阶级理想狂奔突进时，是时候值得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如此渴望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何不在时间被快节奏的“堪比金钱的时间”观念分割得支离破碎之前，给自己多留一些呢？如果我们更多渴望离开都市生活，享受壮丽的“自然之美”，我们何不在一开始就放缓都市化的进程，不以消灭城市边缘的农田，划出商业地块为满足，而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享受身边的“自然”？如果我们在身心俱疲、疾病缠身之后才想到旷野的清新，那么何不在“田野”远去之前，和人类学家一起奔向田野？
　　
　　版次:GB22 版名:南方阅读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