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台湾人类学的田野
地方政治-台湾人类学的田野 黑道人类学 H是A村最具势力的黑道大哥。而我与A村初次结缘，则是廿年前的事了。当时该村正结束了一段轰动全国的反污染抗争，立场一向坚定的草根运动组织在两三个月之间掩旗息鼓，做为抗争焦点的工业建设于是在维安单位护驾下顺利过关。为何A村抗争会从持续数年的轰轰烈烈急转直下，最后草草收场呢？这个问题，从地方到中央、从社运界到学界一直有各种说法，其中最为信实但也最为隐晦的理由，便是地方黑道的态度转折。 究竟何为黑道？依A村的「常民分类体系」来说，地方黑道大致分为三类：上焉者是H这种以开赌场为生的「正派黑道」，这一类的内部也有分级，像H据说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从赌场、电玩、弹子店等等而来，但绝对不在自己村内开设这些场所，也拒绝别的黑道进入A村营业。中焉者则包括所谓「做黄的」，就是经营色情行业，以及卖毒贩毒者。而民间公认为最下等的黑道，则是靠恐吓店家摊贩、收保护费为生。各类黑道之间经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挡外来赌场，也守护着该村的市场与夜市，让第三类黑道无法进来收取保护费。 据说从A村村民开始集结抗争，H就一直在幕后守护着这个草根运动。大哥自己不便出面更不能上台演说，但全力动用各种资源，除了出钱出物资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面子」挡住外村黑道，不让任何兄弟溷溷到抗争现场来收取保护费，或藉机威胁勒索运动领袖。廿年前的台湾乡间有一句俗谚：「黑道怕警察，警察怕民代，民代怕黑道」，三环互动的恐怖平衡维繫着地方事务与派系权力的日常运作。抗争运动的兴起，除了挡住工程包商（通常与黑／警／民三环都关係密切）的财路之外，一群年轻人跳出来直接与大工厂对撞，更是绕过了地方上由民代、兄弟出面「乔事情」的惯性模式，不仅挑战国家权力，更扰动了地方的政治生态，若没有深厚的人情奥援，很容易沦为三环共同压制的敌手。而A村在抗争兴起的前几年，纵使在台北街头动作激烈，回到乡里却是一派和谐，靠的并不只是争取环境权的正当光环，更与外来社运团体的协助无关，从地方观点来看，民代与外围兄弟碍于大哥情面，没有动员恐吓带头抗争的年轻人们，恐怕是让抗争动能持续的更重要因素。 然而，这段乡野传奇在数年之后出现了无预警的转折：1980年代末期的扫黑行动中，H被管区提报，以违反社会秩序为由送交管训。少了大哥的加持，A村抗争阵营很快瓦解，运动中坚份子裡有的走避他乡，有的以酒浇愁，有的消沉以对。眼见这场抗争运动大势已去，大哥的小弟们据说在大哥示意之下，以避免造成村民更多伤害为由去「劝说」抗争领袖们停止行动，等待日后契机再起。兄弟们的「劝说」当然不会只是好言相劝，也包括规训行动：某某人的店面被砸、车胎被刺、家人被跟踨，都是村民当时盛传的耳语主题。 H的身份及角色，在A村固然是人尽皆知，但就像《哈利波特》裡的魔法人物对待那位「不可说」先生（He-who-must-not-be-named）的态度，村民从来不会／不敢向外人清楚指明H的姓名与所在，仅仅以「你知道谁」（You-know-who）模煳带过。即使某家大报已经针对H传奇做了专题报导，几位最熟的在地朋友面对我的询问时总是不置可否匆匆带过，于是H的真实面貌一直是我的一个田野谜团。直到廿年后，A村原先年轻气盛的兄弟们都已中年，也纷纷担任村邻长或社团主委等正式职务，我才首次有机会被正式引介与H认识，也才赫然发现，其实我老早就见过他了：那位常伴在C民代身边，长的瘦弱白晢，看起来像是民代随身助理的斯文男子，竟然就是H本尊。 样貌与我刻板印象中的黑道大哥相去甚远的H，廿年来逐渐「漂白」，目前担任A村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主委。虽然他拥有一辆黑色BMW，并在村外购置豪宅新居，但他习惯每天骑着脚踏车到村内旧家（一栋以铁皮及三合板钉成的简陋平房），这是他与宾客见面乔事情的私人办事处。在黑道大哥的逻辑中，首要原则是「诚信」，其次是「照顾自己人」，再来就是「敌我／是非分明」。针对廿年前的往事，H毫不隐瞒一一解答了我的疑惑：是的，A村当年的抗争的确是他去收尾的，原因正如前述，那场预知失败结局的抗争再拖下去，村民牺牲太大，不如先接受工厂提出的回馈条件，暂时休养生息等待他日再战。事实上，历经数个寒暑的抗争，A村当时民气已竭，鸣鼓收兵是许多人的想望，但只有H甘冒大不韪，出面终结这个在全国媒体闪耀着道德光环的抗争运动。他以「我先入地狱」的慨然语气说，「这件事只有我能来做。而既然这麽做了，我就等于是盖了印下去，不看到此事有个完满结束（意指污染源完全迁离），我眼睛不会闭上」。于是廿年后，在A村继起的反B工厂抗争中，H站到幕前，以他一贯的「大哥逻辑」，做着他认为最能照顾村民的举动，包括在屡次工安事件中以大哥式的气魄带头向工厂呛声、以主委身份动用公基金来补偿曾在廿年前街头受伤的村民家属、以及排除所有被他认定是站在工厂那边的人员及力量。 几个月前某某大学的学生曾经来到A村做问卷调查，研究主题是地方经济，但问卷中穿插了一些有关B工厂对当地经济贡献的题目，不幸惹怒了H。他说：「有店家跟我们抱怨，我们觉得不对劲，就跟随那个女生，当面跟她『沟通』。我说：『妳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怎麽可以帮污染工厂做这种调查？』」为了避免有更多店家「被骗」，H透过村庙广播系统向全村公告，建议村民若遇到某某大学的问卷调查员，不必对她们客气，直接赶出门即可。H叙述的轻描澹写，同样身为田野工作者的我却听的惊心动魄。我想像那位不到廿岁的大学女生，可能只是为了赚取一份工读金，或许再加上老师「参与社会」之类的理念鼓励，因此来到A村进行可能是人生中首次的社会科学调查，但迎接她们的并非台湾民间习有的善意相助，反而是一群父执辈年纪的中年男子的怒目相向，以及自村庙以降的全村联合排挤，这将对年轻女生造成什麽样的心理创伤呢？我实不忍想像。而在此同时，我也省察到自己与助理们这几年来在A村的田野为何能进行的如此顺利，为何田野中的「贵人」总是适时出现：儘管与H是最近才正式相识，但他必然早在廿年前的某时某刻，因为某种我并不完全清楚的原由，把我归类为「自己人」。这种自己人的身份带来研究的便利，却也造成长远发展的可能限制。 本文无意美化黑道，只想从H的故事指出一个台湾地方研究无可避讳的挑战：典型的台湾庄头组成原则，除了文献中熟悉的传统宗族与祭祀组织，以及较为现代的同业团体、志愿性社团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伏流，就是像H这样的黑道或灰道兄弟，他们依其所深信的人情义理所编织出的社会互动原则，深刻但隐晦地影响众多地方事务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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