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共情
阎云翔：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共情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共情” 个体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用来解释中国社会诸多现象、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个体价值观走向的一贯逻辑。多年来，他通过黑龙江下岬村家庭居住空间和人际关系在改革开放后呈现的复杂变化，得到了“无公德个人崛起”的结论。而后，他将此逻辑扩展到市场化后的整个中国社会，进而描绘出一幅“个体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景。针对社会信任与道德底线等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阎云翔。 “个体化背后道德价值观的走向”是阎云翔在“中国社会个体化”研究中希望阐明的下一个主题。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逐渐被发展成一套包括现象、结构和价值观的完整范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研究的26个“做好事被讹”的个案，无论是通过司法途径还是其他途径，多数助人者最后被证明是清白的。但是，所有个案中的诬告人都没有道歉，没有一个人受到过惩罚。法律之外，如何用社会的力量来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阎云翔：其实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刺头儿，因为个性的强悍或其他原因一直做坏事，但是别人拿他也没办法。在那个社区有一对收废品的老夫妻将废品放在楼道公共空间。后来，这个社区的人自己组织起来，以社区的自组织形式，清理卫生，并用公约规范人们的行为。社区组织慢慢将他们卷入其中，同时制造一种公共舆论，这不是从政府自上而下的，而是这个社区自发形成的。最后，这对老夫妻的行为有了改变，转而积极参与小区建设的治理。 每个人内心是有向善的本能的，向善本能的调动更多地有赖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不是靠网上的舆论。对于小悦悦事件的深刻反思在网上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事件，但很难产生真正的效果，你在网上讲话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网上的千夫所指和日常生活中社会自组织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日报：道德观念正在变得多元化、多样化， “道德底线”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您看来，道德底线由哪些部分或者原则组成？ 阎云翔： 总体而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转型开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总的趋势，道德底线在私人生活领域为你规范的范畴在缩小，底线在降低。比方说，婚前性行为禁忌已经被突破而成为可以接受的；又如个人选择与家庭责任的冲突，这在传统社会是无可争议的，个体必须服从家庭利益；这方面的底线也在不断降低。而反之，公共领域中的规范正在增多，比如，乱扔垃圾、破坏公物曾经不被认为多么严重，但现在几乎是不可容忍的。 日报：传统社会中，费孝通归纳的“地缘”、“业缘”、“亲缘”划分了人际关系的维度。道德约束也大体存在于这三种关系中。个体化转型过程中，什么是构成道德约束的重要因素呢？ 阎云翔：费孝通先生归纳的这三种关系都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过分强调社群主义，可能会导致团体对个体的压迫，就像我们过去的宗法社会。我们新的社会个体化的转型在于要求我们跳出差序格局的传统，在观念上树立一种新的平等观念。如果有了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你会对尊严、道德有新的认识，你个人的尊严是建筑在社会所有个体同等重要的尊严的基础上的。不是说你得到了很多尊重和敬畏才有尊严。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这种观念久而久之形成自我的行为自律。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西方的团体格局是来自于基督教的观念。问题是，宗教已经不再如过去那样占据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个体的责任伦理。实际上，对于个体责任伦理的强调，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要求很重要的方面。 日报：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社会信任”状况会不会改善？改善的趋势会如何体现出来呢？ 阎云翔：我觉得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变化都有，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消极方面，负面新闻很多，比如贪官、小悦悦事件、彭宇案等等。但是正面的也有，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是志愿者活动。还有一种现象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父母和家庭成员的信任。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向传统方面的回归，说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不太可能与原来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完全脱离。但另一方面，很多个例表明，对于父母的信任，是因为在外面遭遇到信任挫折。是外部分裂导致内部团结。这倒是值得担忧的事，实际上，小圈子内个体信任的增加可能对整个社会信任的构建不利。 日报：重建“社会信任”，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阎云翔：社会信任的基础当中就有一个善待他人的概念。是将陌生人不再视为敌人或者潜在的威胁对象，而是具有同样尊严、需求的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社会信任的三个方面，即对于制度、专家和陌生人的信任。 另外，社会信任的建立也有赖于一种新观念的发展，这便是英文中的 “empathy”， 中国台湾译作“同理心”，国内通常译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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