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类学探索之路

我的人类学探索之路

2011-12-05 作者：周国兴 来源：文汇报

    1937年9月，我出生在美丽的小城南通。清末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同为南通人的张謇先生曾在这里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抗战爆发后，南通博物苑惨遭日军破坏，但残园里零散堆放的鲸鱼骨头等标本依然使我流连忘返。童年时期的我已经对大自然、对野外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时期，我阅读了1954年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写的有关史前考古学的普及读物，这本讲述人类起源、石器时代等知识的小册子引导了我今生的航程。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新创立的、由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先生主持的人类学专业。报到当晚，我登门求教吴先生，想证实该专业确实包含人类起源的内容和将来去野外工作的可能性。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吴师的师生之谊。
   
扎实的人类学基础
   
    因为人类学设在生物系内，我们前两年的基础课基本是生物学的各种课程，后三年学习专业相关课程。吴师一贯主张基础越厚实越好，他增加了许多与古人类学有关的专题课程，例如地质学，并安排我们去杭州进行地质学实习；还聘请他的老同学、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先生为兼职教授，为我们讲授考古学。
   
    除上课外，吴师还为我“开小灶”，讲授骨胳测量学的难点。他总是用探讨的口吻教导我，容许我谈自己的看法。吴师一向主张多实践。从三年级开始，我就在他指导下进行科研，先后有：关于野人的探索；关于江苏省MN血型的研究；关于现代人肱骨的研究等。
   
    吴师身为体质人类学家，但很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在与民族学学者陶云逵先生讨论人类学问题时，陶先生曾表示，虽然他（陶）本人学过体质人类学，但后来兴趣转向民族学，愿意将以前所收集的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转赠，因为探索我国民族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从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至为重要，现在他们各占一方，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后，殊途同归，问题定能获得很好的解决。吴师对此见解也极以为是，主张开设民族志课程。若干年后我写《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一书，既从体质、又从文化来展示人类起源与发展，吴师的教诲终有回应。
   
    除吴师外，其他老师如刘咸、赵一清等都教授过我很多人类学基础知识。刘老师主要给我们讲授古人类学、民族志。刘老师的民族志课程原本有29章，后因被定为“资产阶级课程”，只讲到第9章就被迫停课。好在刘老师已将讲义编好，送给我们自修之用，至今我还感怀在心。
   
    我在复旦大学期间，有一次，裴文中先生因拍摄电影《中国猿人》来到上海，顺便到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访问。当时，我被吴师叫去与裴老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裴老。
   
    1961年，吴师带领我们去北京周口店实习，站在龙骨山上，遥想当年我读裴老写的书，还是个尚不知事的少年，而今日终于来到了中国猿人的化石产地，不禁感慨万千。我特地去拜访裴老，在他办公室里，他教导我，研究人类起源是座四轮马车，四个轮子分别是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哺乳动物学，缺一不可。告辞时，裴老送我一些他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我在大学时代第二次见到裴老。
   
    大学时期，我获得了有关人类学广泛的基础知识。以吴师为首的人类学专业，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唯一培养体质人类学人才的摇篮。在近10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本科生80多人，研究生与进修教师10多人，不少人成为承担人类学教学与科研任务的中坚力量。
   
发现中原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存
   
    196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员。杨钟健（脊椎动物的演化）、裴文中（第四纪地质与哺乳动物学）、周明镇（古脊椎动物学）、贾兰坡（石器时代考古）和吴汝康（古人类学）等老先生们以讲座形式训练新来者的专业基础。由此，我的专业基础变得更加扎实。
   
    1964年，我在河南许昌一个叫灵井砦的小村庄开展工作。1965年开春的一个清晨，我在灵井砦的池塘边挖出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此处是灰白色的粉砂质土，这种砂土中似乎不应出现这类岩石。当时我想到：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察时，正是发现几块石英石碎片，引起警觉，才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现在从粉砂土中发现了石英石，是不是也会有点名堂呢？我立即询问一位当地人。他告诉我，这种石头别处不多见，倒是在这种砂土中时有发现。我随即问他，是否还有别的发现，譬如“龙骨”。另一位小青年说：“不仅有‘龙骨’，还有‘龙齿’，我家就有。”当晚，我就去查访，拿来“龙齿”一看，原来是马的下臼齿，石化程度很高。经过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几乎家家都有一点“龙骨”和“龙齿”。于是我开始收集这些“龙骨”和“龙齿”，发现化石种类还不少。我还在池塘周围仔细搜查，发现更多的石英石碎片，还找到不少黑色燧石质的碎石片，其中竟有人为加工的痕迹。我还找到了采用“压削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器物：有黑燧石质细石核和只有火柴棒大小的小石叶，还有鸵鸟蛋皮碎片等动物化石遗骸碎片，甚至还找到了胶结有细石器的骨化石。据社员称，这种富含石器和动物残骸化石的砂土堆积物来自地表下10米深处。
   
    回到北京后，我将最好的细石器标本送到裴文中教授那里，很快获得了他的确认——的确是典型的细石器。在裴老的指导下，我开始补习中石器时代与细石器的专业知识。经过核查，我得知，细石器器物最早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解放以后在陕西大荔的沙苑有所发现，打破了细石器器物只存在于长城以北的观念。如今，我们在河南灵井砦也发现了细石器器物，而灵井砦在黄河以南约100千米处，附近有淮河的支流颖水流过，这表明细石器典型器物不仅跨越了黄河，甚至到达了淮河流域。因此，在地域上，细石器文化遗存已进入中原地区，这在细石器文化发现史上不能不说是个突破。1966年，我以简讯形式披露了这一重要发现，引起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的重视。从此我就在安先生的指导下，对灵井细石器器物进行鉴定与深入的分析研究。
   
    除体质人类学这一重点外，在裴老和安师的指引下，我对“中石器时代”文化产生强烈的兴趣。这成为我考察与研究的另一重点，自后我慢慢地跻身史前考古研究的行列中。
   
长达35年的元谋人研究
   
    1956年，元谋人两枚牙齿化石被发现，1973年对化石产地进行发掘，获得了元谋人所制作的石器及大量炭屑，不久公布了古地磁学测定元谋人的年代数值。自后，学术界就元谋人究竟是何种类型原始人、生存年代是否古老以及能否用火等问题发生很大争论。
   
    1973年底，我参与发掘元谋人化石产地，系统地学习了整套野外考察和发掘方法。次年年初，我在元谋盆地发现了丛林箐旧石器文化晚期地点和大那乌细石器制作工场，采集了甚多细石器的标本。典型的细石器器物获得了正在元谋盆地考察的裴老的确认。大那乌、灵井及东胡林等地点发现的材料，在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均获得安志敏先生的指导，研究报告也经安先生审核，先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考古》杂志及以后创建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上。
   
    我自1973年参加发掘化石产地以来，全身心投入元谋盆地人类考古学工作，历时35年。我率领野外考古队在元谋盆地开展长期的人类考古与发掘，发现了石器时代各阶段的文化遗存，特别是1984年发现的元谋人胫骨化石，对认识元谋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经过35年来多方位和深入的研究，并获得众多学术单位和学者的支持，证实了元谋人确是我国迄今已发现最早的原始人代表，坚实地将中国历史的开端推向距今170万年前。随早期人类化石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元谋人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新研究表明，元谋人化石形态特征的许多特点可追溯到非洲的南猿及能人与匠人标本上，这提示我们，元谋人化石可能是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的佐证，元谋人成为联系亚非大陆早期古人类的桥梁。
   
    1979年，其时裴老已接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之职，深感该馆缺乏专业人员，建议我去组建古人类室，这正好和我个人的愿望契合。9月，我正式离开工作了17年的科学院，前往博物馆开始我人生的新征途。细想这17年来在古脊椎所的经历，我的确得到多方面培养和锻炼：科研上的严谨性、独立开展野外考察和组织大型发掘的本领、树立科普是“正业”而非业余之举的观念等，因此，我和古脊椎所的联系并未割断。
   
    我正式到博物馆工作时，正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纪念前夕，中国科普出版社与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拟联合出版一本《北京人》图文专集，请我当撰稿人。裴老鼓励我勇挑此担，并带领我去周口店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现场详细考察。裴老亲自担任专集顾问，对我撰写的文稿详加修改，尤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固然重要，然而首次辨认出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的意义更为深远，为此他特地亲笔撰写大段文字来表征这一点：
   
    “安特生虽然指出周口店有外来石块，但早期发掘者，只是注意人类化石的寻找，一直到1929年秋季，裴文中才在下洞里找到三、四块石器，认为可能是人工找（打）制的，后来又发掘鸽子堂东部，又发现了大量的石英碎片，与人化石共处于同一地层内，于是裴文中就采集这许（些）石片，等把它们运到北京之后，当时的翁文灏所长就说，你把这些破东西运回来赶（干）么？若扔到马路上去，人家清洁夫，一定要骂你一顿。裴文中心中不服，于是就低头研究起，什么是人工打的痕迹，什么不是人工打的痕迹，自己就暗中描素（摸索），但是这一切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后来翁文灏决定请法国史前学权威步日耶来判断，这才使他信服了！后来裴文中又去法国，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中仍然研究这个问题。”
   
    裴老记述的这段往事，大概是他在漫长的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生涯中最在意和自豪之处。这提醒我，在学术研究遭到否定之时，更要百折不回坚持到底，切忌人云亦云。1982年，在裴老指导下，北京自然博物馆与柳州博物馆合作，对1956年裴老等发现的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进行联合发掘，我具体领导了这次发掘和研究工作。1991年，在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主持来自国内6个著名学术机构的14名专家共同致力于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问题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白莲洞文化系列框架”，即旧石器文化经由中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过程的识别与确立，为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作者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本文选自作者在上海人类学年会上获颁“人类学终身成就奖”时所作的学术生涯回顾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