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旧”之分 20世纪文化地理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的“文化生态学派”亦称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或“文化生态学派”，以及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索尔主张从长时段历史的视角研究文化区和文化景观的形式。这种方法深受人类学及美国新地理学野外调查传统的影响，索尔是一个田野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强调把民族志学的田野工作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索尔通过长期观察农村聚落，提出了自己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之间关系的理解： 文化景观是某一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在索尔看来，文化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在自然身上所打的印迹”。解读这些“印迹”则需要通过确定文化区的边界来完成。受文化生态学的影响，文化地理学形成了五大研究主题，即（1）文化现象的空间表征——文化区（culture region）；（2）文化的时间现象——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3）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4）文化各特质之间的协调——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raction）；（5）文化现象综合体——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派，把研究的重点从文化景观转向了空间与权力、空间与表征（Representation）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通过文化地理学来理解文化，意味着研究者有可能对差异和竞争作最好的理论阐释，而这些差异和竞争正是构成文化在地形、边界、流动、位置和定位的空间隐喻等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新文化地理学中，权力是一种到处扩散的、不确定位置的力量，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多重的、调节斡旋的网络中以间接的、让人捉摸不定的方式被重构。这样，所有个体都处于既运用权力又受制于权力的地位，并相互联系，而不是索尔所说的那样，各个集团和平地占有单独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无论是调查真实还是想象的空间、地点和景观，都是为了通过他们寻找意义和权力在不同的情景下相联结的不同方式”。 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并非如索尔所想，是通过我们的眼睛传递给我们的，通常所看到的风景、景象或一片土地，而是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 。因此，理解文化不只是简单地理解客观“现实”，一个可以在世界的“某处”被发现的“现实”，而是存在着多重现实，每一个群体都有他们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只有通过表征的形式才能得以利用，可以作为故事来讲述，可以作为油画来涂抹，可以作为电影来放映，也可以作为戏剧来表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得以表述的方式。所以说“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是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景观是非物质的，而有多种不同的表现——画布上的作品、纸张上的文字以及地面上的土壤、岩石、水和植被，对景观的解释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过程，“解读某一地理景观并不是发现某个典型的‘文化区’，而是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义，以及他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也就是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在这种理念下，新文化地理学通过阶级、性别、种族的权力关系等来研究现代与历史、空间与景观、城市与农村、支配与抵抗、表征与现实等之间的意义差异，并坚信文化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学术理路 20世纪80年代，在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地理学逐渐复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时已步入学术正规。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二是卢云先生在1988年写就，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国，由于民众宗教观念淡漠，政治对宗教的强势控制，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区域差异并不显著，故语言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 正如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而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所以选择语言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实际上是切中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地理学问题，作者主要通过“移民与方言”、“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和“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三个专题来论证。作者把移民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重要语言地理问题，例如我国七大方言的渊源关系和地理格局，正是借助了移民史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决。 卢云先生的《汉晋文化地理》属于多要素断代研究的典范。谭其骧先生对该著的评价是：“不仅对汉晋时期学术文化区域特征进行了广泛探讨，而且把宗教文化、婚姻文化、音乐文化等也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以一种新的角度，展示了对汉晋社会与文化的更细致、更透彻的再认识。……该书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地理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并且对文化史研究也有所裨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着手以省区为范围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在还不很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论来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基能文化与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与东、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重视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理路相一致。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意义，在美国学者柯文（Pail Cohen）看来，“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单就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意义，张伟然的看法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兼容性极强的文化中，各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理想而趋近，其发展水平的空间序列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二者的看法可谓殊途同归。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二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刘影的《皇权旁的山西》和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些新特点。 其一，选定能代表区域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行历史纵深考察，来探讨区域文化的历史空间变化。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导致具体哪些要素能反映区域文化，就成为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对此，谭其骧先生认为，“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而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这是对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对象以及区域文化研究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界定，即解决了用哪些因素可以代表纷繁复杂的区域文化的问题。因此，语言、宗教、风俗和学术等就成为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者必选的指标。历史文化地理学不同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历史学功底才能胜任。上述几位先生都有扎实的史学训练，所以无论是横向的空间研究还是纵向的时间研究，都显得扎实可信。如周振鹤先生对秦汉宗教文化景观变迁和秦汉风俗地理的研究，辛德勇对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的研究等。 其二，历史与地理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有关史实考证与分析归纳之间的关系，赵俪生先生曾说：“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历史文化地理的扎实考证，最终要纳入文化地理学的问题意识之中。如果没有地理空间的关怀，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就不可能走出传统区域文化史研究的窠臼。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现时的一些文化地理论著中往往地理意识不强，所谓地域文化不过是该地区文化史的综述而已，既未能揭示该地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亦未能揭示该地域内部的差异。”近年来，随着一批有着扎实的地理学修养的学者的介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这一不足，不仅不再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如周振鹤先生所揭示的统县政区对辖区内文化整合现象。张晓虹有关陕西历史政治区域文化具有整合作用的揭示，对历史区域文化形成机制的讨论，都是对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和归纳法的娴熟运用。 其三，新文化地理研究方法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地理研究方法相似，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曾一度把文化区的形成、演变和区划，作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主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空间意义的政治争夺，如张晓虹的《民间信仰中的政府行为——以陕西太白山信仰为例》；地方感受价值的描述、文学景观意象的形成与分野，如张伟然的《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与地理意象》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学术转向，不能说没有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理路，但却具有很强的本土研究特色。 区域个案研究成果的日渐丰富和成熟，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基础，正如周振鹤先生指出：“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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