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写给社会学硕士的话

潘绥铭：写给社会学硕士的话

摘自北清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卷首语，打得好累呀~】

潘绥铭：写给社会学硕士的话

在我的理想中，在本科生阶段，社会学学生应该具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意识，而不是仅仅提出自己的观点。发表看法，这应该是高中阶段的任务。那时候，谁没有自己的看法呢？只不过老师和家长不让你发表或者充耳不闻而已。

到了硕士阶段，社会学就需要讲方法了。

看到一篇文章，我们不仅必须判断一下它有多少证据，还需要琢磨：这些证据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这种方法适合于获得这样的证据吗？以宏观思辨为例，如果你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提出某些看法，却仅仅是依据大众传媒中的事例，那么这种获得证据的方法就很值得怀疑了。难道你不知道中国是“宣传有纪律”的吗？

因此，所谓“研究”，其实就是使用最适合的方法来获取更加充分的证据，然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谓“研究生”就是只有这样研究才能“生”；所谓“硕士”，就是只有这样“说”才能“是”，才算得上“士”。

可是在我任教27年来，很少见到研究生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自己的硕士论文。绝大多数同学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完全是功利的考虑。

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许多采用定性调查方法的同学，在其论文里，甚至在其脑海中，只字不提自己为什么要进行定性调查而不是问卷调查，为什么定性调查就是研究问题的最佳选择。私下接触才知道，原来很多同学认为“定性调查更容易做”、“我没有条件做问卷调查”、“我不会做统计”或者“只讲故事别人挑不出错”……

反之，为数不多的涉及问卷调查的硕士论文，基本上是初级统计的成果，既没有方法论的阐述，也没有问卷设计的反思，更没有讨论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变成了“就数据说数据”的“玩儿统计”。我就纳闷了，如是，这些学生考统计学专业好不好？我们玩得过人家吗？往重里说，那还要我们社会学干什么？炒着吃？

当然，这是师之惰。

据我所知，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要么变成了统计学的初级应用，要么变成了社会思想的哲学思辨。可怜那么基本上没有领导过任何社会调查的或者仅仅做过简单劳动力的调查员的本科毕业生们，如何能够在短短一两年的课程中，学习和实习任何一种调查方法呢？如何能够领悟到定性调查和问卷调查其实是两种世界观呢？如何把方法论的意识贯彻到自己以后的人生中呢？

行文到此，我突然诚恐诚惶了。“实证主义”的大帽子似乎扑面而来。其实，在我的理解中，所谓“证据”绝不仅仅是定量数据或者访谈资料，还包括社会洞察或者人生感悟；否则，从孔夫子到鲁迅岂不都成了痴人说梦？所谓“方法”也绝不仅仅是合适的实地操作手段，还包括最佳的思维逻辑与观察视角；否则，发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怎么会搞出“大跃进”来呢？

感悟与了解，了解与感悟，这在传统的简单社会中本来就是人生如斯，人人如此，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可是现代化来了，社会化分工了，于是在我所知的社会学硕士培养过程中，不仅缺乏了操作培训，也缺乏了领悟培养。尤其要命的是，这两者往往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曾经有一位社会洞察力远远超过其实际年龄的人大硕士，三年之后再见到我，张口闭口的学术规范，思若死水，味同嚼蜡。也曾经有一位在统计方面帮了我大忙的硕士生，后来居然成为某部门的辩护士，不知人间疾苦，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是人啊，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啊。没有洞见，方法何益？没有方法，洞见何依？我们社会学不仅需要在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找与确立我们独特的学科位置，而且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重申我们与人文艺术之间的血缘关系。

舍此，我们将被经济学吞掉（例如资本、利益这类名词在社会学中的滥用），将被统计学鄙视（恭请社会学家给统计学专业杂志投稿试试），将被哲学淹没（我们所崇拜的“巨匠”有几个不是哲学家），将被大众传媒抛弃（时至今日也没有人回答“好的新闻报道与定性调查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10年前的老问题）。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想，可是，行将就木的我，直勾勾地瞪着刚刚跃上考研龙门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