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演讲之后

困境：演讲之后
段颖    
伯克利人类学系刘新教授到学校演讲，讨论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未来。他指出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相较，在认知论层面缺乏理论支点，这也使得中国人类学缺乏认知论基础，无法开出新意，从而落入为西方作注的困境。刘教授性格内向，说话间略带思索，讲述则微言大义，留下太多言外之意，让人总觉意犹未尽。
      
翌日，刘教授与研究生座谈。谈及什么是好的人类学研究。刘首先强了调田野工作所需要的悟性，之后又提出三点，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田野感以及流畅的表达能力，三者缺一不可。理论积淀可以激发问题意识，田野洞察力则能察人之所不察，表达清晰则是民族志写作的基础与关键。
      
有同学再问及如何使民族志写作不致成为材料堆砌，刘提议在做田野之前多读一些民族志，看看别人如何书写，怎样叙事。随后反问大家，是否能讲述自己精读过的民族志，具体到每一章写什么，上下文脉络又是如何。除了一位博士生回答不错之外，其它回答多少显出阅读不够仔细，底气不足。
      
刘的反问富有深意。民族志讲求整体结构与具体细节的关联以及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所以阅读民族志不单要懂得作者的观点、意图，而且需要看清楚隐含在民族志叙述之后的理论架构——关于知识的对话与批判。否则，写出的论文要么就是一味模仿，要么就是理论堆砌，导论、结论与正文失去联系。
      
批判性思维，无论针对理论还是经验，无疑都十分重要。伯克利人类学系开设《人类学思想史》、《人类学与社会理论》、《比较文化研究》等课程，值得我们借鉴。从观念出发，探讨知识的构成，再回到经验世界，在多样的反差中找寻关照自我与他者的文化镜像，才能体会人类学的真意。
       
刘称自己“很田野”，什么时候想走了，一张机票就可以离开伯克利。当然，在伯克利呆长了，话锋变得犀利，暗藏杀机，间或也会抛出“什么是经验事实”、“话语与事件关联如何”、“什么又是社会经验的源头”等一系列福柯式的追问，而很多问题又只做间接的回答……
      
缺乏理论支点，或许真是中国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十多年前，刚刚学成回国的一批人类学者一方面费力思索人类学的本土化，一方面苦心寻求与世界人类学接轨之道。十多年后，我却隐约发觉海外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内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多少有些渐行渐远，各成体系，偶有交织，却又错综复杂。

刘教授指出了困境，走了，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