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一些提法变化却引起了后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多使用“土地公有制”、“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等语词指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语词指称的概念内涵，术语规范化，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用语内涵却起了重大变化，变为指代由土地公社所有制（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称的亚细亚所有制）发属起来的一种派生或称次生所有制形式。由于马克思过去对亚细亚的分析。属手稿性质，并未公开发表，马克思作这种术语的改变无可厚非。但对《资本论》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指称却成为学界分歧焦点。 

其实，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比较清晰的回答，他认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有两条道路，有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东方道路特点是由于大型水利工程导致社会公众变社会主人，而战争失败者成为家庭奴隶。

我认为，在《资本论》时代，马克思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涵义已不一样，它指的是同古代社会并列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两者既是进入阶级社会的不同路经，更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同一类型社会形态的不同民族形式。笔直这判断是有充分原著依据的： 

首先，它不可能是原始社会，《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如译本）中，马克思说：“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经，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为重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亚细亚之前加上一个“古”字，然后将它和古希腊罗马并列；在法文版中，改为“在古亚细亚，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下……”，即将古亚细亚等同于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 

再者，它指的是与古代社会并列的奴隶社会。在1869-1865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还有一条旁证。“前人总是低估亚细亚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③如果按其它对亚细亚的理解方式这一论述就读不通了。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系昆化山，中亚地区出产，这一新材料验证了马克思对亚洲古代交往的估计，同时符合了恩格期关于商业是奴隶制条件的论述。马克思对古代亚洲商业发达的判断符合现有的关于古代中国、印度和西亚的史料，是对斯密黑格尔“亚洲停滞论”的重大突破。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历史上继起的国家形态时，却不提亚细亚国家，因为它已包括在古代国家中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一判断，一直持续到马克思死后。1887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段状况•美国版序言》中谈及：“在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阶级压迫的支配形态，就是那不只剥夺人众的土地，并还占有他们的人身的奴隶”。

马克思在晚年有著名的“人类学转向”，不惜挤占《资本论》写作时间研究摩尔棍等人的人类学笔记。有人据此称，马克思对自己的早年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一论点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任向原著根据。只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本编第一章已经很清楚地说明，马克思是为弥补其世界的缺环。这一缺环中一个重要的子问题就是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原生的（而非《资本论》中次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定住。在过去，马克思也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列为古代社会以前的阶段，但未明确将其放入人类社会序列的哪个阶段。此时他已明确，“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农业公社遗迹不仅存在亚洲，还在于欧洲、美洲，正如不能因为欧洲存在原始公社的遗迹而说它没有经过奴隶、封建时代一样，也不能因为在亚洲存在亚细亚公社的遗迹而说它没有经过奴隶，封建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立工作，并确立了五种典型形态理论。如果将五形态的首创权给1938年写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斯大林，其实是过分拨高了斯大林。现有的史料很清楚地显示，30年代的斯大林的理论水平还未达到在基础根本原理层次上舞枪弄棒的水平。二战后，斯大林才在根本原理层次发表比较重要的观点。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中，最有名的是电视专题片《河殇》为代表的“治水社会论”。①其实马克思明确将水利工程论的适合限定在“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出广大的沙漠地带”，这里全年气候干燥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需要政府常年的水利服务。而中国汉族地区属于温带亚热带大陆季风气候，水利工程是时令性的、季节性的。马克思说的“亚洲社会”，“在那里取决于政府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符合马克思对亚洲的判断，反而更符合对欧洲的判断。中国政府自《尚书》时代起，就“钦若昊天”，极端重视时令、历法，专制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而是根据时令增减赋税、调节人口分布，“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便造成天文、气象现象在周后，尤其是孟董学派占领意识形态陈地后，具有宗教性。不可否认，治黄河的工程在传说中曾促进禅让制向家天下转变。但当时助禹治水的皋陶后稷、契等人领导的部族并未如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分析一样服从中央集权的政府。相反形成诸候；后世发展为商、因等族。这说明，中国治水是季节性、周期性的，不足以成为在亚洲其它国家那样对中央专制起重要决定作用的诱因。美国卡尔.A.魏特夫所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板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将“治水社会”与“封建社会”分开，不仅过分强调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特殊，而且试图以些论证黑格尔的东方世界停滞论。 

所谓“治水社会”，无非是指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确实注重治水，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不在于治水，而在于社会制度、技术工巧的先进，对治水的不恰当强调，掩盖、冲淡了根据实证材料，进行辩证专家考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进行考察的正确方向。难道古罗马水道、埃及尼罗河工程不是政府治水？为什么那里不能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呢？ 

与这种特殊论相适应的就是所谓“多线史观”。其实“多线史观”与苏联教条主义的“单线史”相比，仍然是先验的，并无本质不同，且混淆了概念划分标准，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果不对此问题予以澄清，那么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诸多根本原理。普遍原理和个别判断能否适用于中国将成为问题。 

首先，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是该时体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或称所有制形式），它决定着所有权即财产关系。法权关系和察教没有自由的历史，它们只是所有制形式的表现。而生产关系又只是分工发展的不同形式而已。因此生产关系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单“线”或多“线”史观中，“线”字体现了一种倾向，似乎生产关系问有独立的先后沿革的关系。其实，分工发展状况才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处在原始社会公社时人群如果学习使用了现代化大生产，就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在短期内似乎强大，但在交往扩大的条件下，不出一个世纪，任何古老遗存都只能进入博物馆。 

既然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那么生产技术史其实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史，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就是生生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以此为标准可判定生产史由技术决定了历史分为劳动者直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若财产的时代，借助人身依附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等两种前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形态。按这一标准，多线史观的“多线”不过是这两种形态与同民族特色，上层建筑的结合或形形色色过渡形态类型而已。 

中国民族史的独特性是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都有农村公社，造成分期困难。但如果笔者以上所述标准，重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关系及与之对立的剩余产品分配情况，仍可以发现中国与欧洲的异同。

武王克商，接过了先进的殷商文明，进入了封建主义，这与日耳曼封建主义十分相似，但早了一千六百多年。中国并不“停滞”，相反是西欧长期停滞周代颁田制禄、分等配田、授土授民的井田制，直到解放前绿旗地区仍典型存在，其特点是凭特权取得土地，税收与地租不分；而“原来自然的依血统结合的单位，转变为人为地域单位”。分鲁公以殷民云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这就使农村公社再组织为《周礼》所记述的井田制。在车周期间，井田制解体，地主经济出现。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取得土地不靠特权而赁货币；“复其身，”农奴解放为农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笔者认为民要交赋就不是奴隶而是农奴。中国从此进入集权官僚制。——feudal Society的第二阶段，而欧洲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才进入这一阶段，其停滞与落后可见一斑。小农经济并非中国特有，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典型分析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法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同十八日》中留下了马列著作中对小农经济及其与集权官僚官僚制关系的最精彩的论述。

很多人将治水社会，中国停滞论、亚细亚特殊专制论过分强调，其实只是想对苏联等国的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比附、影射。其实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只应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绕过现代而去安全地鞭笞祖宗，除了颠倒事实真相外，无助问题的解决。《河殇》一剧在喧器一时之后，终于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被世人遗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