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 马克思人类学
来源 人类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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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3/06/01
| sp; 马克思晚年所研读的人类学著作主要是西方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著作。古典进化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史，这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对人进行整体思考提供了素材。在人类学的后来发展中，无论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都是以人类的某一特征为其研究对象的。对人的整体思考显然远比对人的局部的、某一特征的思考更为深刻，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决非体质、文化学现象的简单相加可得。因此，学科的细化固然有助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 受20世纪西方现代人类学反思19世纪古典人类学思潮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中国人类学流派纷呈，除进化论学派外，还有德奥文化圈学派、美国历史批评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以它们传入我国的先后和影响来看，进化论学派传入较早，但只侧重于对汉族古代历史的解释，几乎没有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德奥文化圈学派、美国历史批评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流派虽较晚传入，但其理论却被较早地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有的学派理论还被运用于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中，如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凌纯声、杨成志和杨＠①等人曾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较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虽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20年，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这是我国较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文献。1922年至1923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起源》时，集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4年，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的绪论中称，“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第437页。）， “至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之起源将摩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8 页。）。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相结合的一部学术典范。194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则是我国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实地调查的主要收获之一。 总的看来，不论是我国解放前的西方人类学其他流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但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研究者们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调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人类学研究也曾一度被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得以恢复。此后，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并日益与国际人类学界接轨。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形势的推动下，我国人类学者们重新提出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并就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及其相关问题展了热烈的讨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晚年所摘录的人类学著作，都不是在他本国或本土社会“田野作业”基础上形成的著述，而是“遥远的异邦”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鉴于自己对东方社会的“陌生”，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引述了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以驳斥赫尔岑对他的曲解和阐明自己对俄国命运的态度。这充分反映出马克思人类学“本土化”思想。 尽管早期的西方人类学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代要求而兴起的，并因此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评和责难，但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的。事实上，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本土转向更多的只是其研究对象转向西方本土社会，其原有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研究中亦接受了检验和某些修正，但其“国际性”的特点并未发生改变。马克思晚年为探索俄国等东方社会而认真写下的“人类学笔记”，表现了他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思想的有机统一。他在笔记中对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写下了许多评注，其中包括对某些著述论点的重要纠正、补充和发挥；同时，他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研读，也修正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理论。以上所述，正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有关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有机统一思想的具体反映。 人类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越来越强调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坐在“摇椅”上研究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固不足取，但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们似乎不应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读作出过多的非议。相反，如果我们能从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中汲取有关人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有机统一的合理养分，无疑会有益于我国当前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即既要体现出中国人类学田野素材的独特性，又要寻找其与国际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关联点或共通性。这样才会有助于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同时也可以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恩格斯为“执行遗言”而进行的精心创作和严谨治学，为我们当代学人树立光辉的学术范例。 从马克思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就的“人类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想写一部关于史前社会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他的唯物史观。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便与世长辞了。恩格斯在总结自己以往对史前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的学术思路，经过艰苦探索，于1884年3月至5月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并在1891年再版时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从而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前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就没有恩格斯所创立的史前社会理论。 恩格斯写作《起源》时，曾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的读书笔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及其分类如原始社会的分期依据、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家长制家庭的特征和实质、氏族的形成、职能及其必亡性、财产私有制度的产生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国家的出现等，乃至篇章布局上，恩格斯的《起源》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一是脉相通的。据统计，《起源》直接引用马克思的精辟评语共14处，加上转述或提及的则在20处以上（注：参见陈克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但亦认为《起源》是恩格斯联系他和马克思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充分阐明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义（注：参见陈克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恩格斯在“执行遗言”写作《起源》的整个过程及其前后，表现出充分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的高尚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起源》的副标题中，恩格斯写明了“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并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说明该书以《古代社会》为基础，又曾一再说明他利用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避剽窃他人成果之嫌。 1884年，吉罗――特龙以他自己1874年出版的《家庭的起源》为蓝本，修订出版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他在书中声称自己在早于摩尔根三年的1874年就已提出了氏族外婚制的观点，并说摩氏关于氏族外婚制的见解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恩格斯阅读该书后觉得吉罗――特龙“在描述划分为克兰（氏族）的部落时，其说法和摩尔根完全一样，但又说得好像与摩尔根毫无关联，似乎这是他吉罗――特龙的功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第102页。）。 由于恩格斯手头上没的吉罗――特龙1874年出版的《家庭的起源》，于是他写信给法国的保尔・拉法格，请他向旧书商购买或向私人借阅该书，如果弄不到就到图书馆代为核查。后来，恩格斯鉴于“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所剽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14页。），“为了维护摩尔根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第111页。）， 他在《起源》和四版序言中公布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考查结论：“这位吉罗――特龙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在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16页。 ）恩格斯在“执行遗言”的研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坚决反对剽窃或掠人之美的丑恶行径的高尚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强调规范学术研究和维护知识产权等颇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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